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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宋江整理衣襟,长身而跪,直面堂上高官,朗声说:“武举杨志,并非京东人氏,实为东京天波杨府后人,不管天波杨家现在是否为罪官,但杨家将材辈出,曾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。杨志将门虎子,胸怀满腔报国热情,泰山武院习武数年,只想重回沙场,为朝庭效力,再振杨家虎威。

    耐何,天理不公,命运作弄,杨志满腔热血,只换回朝庭的冷落。

    杨志并非爱酗酒惹事之徒,而是借酒消愁;

    杨志并非故意持凶杀人,而是同为武举出身,却受到京城武举的嘲弄,身为孝子,祖宗尊严不可欺;

    杨志现籍为外省武举,牛瑞为京城武举,京城武举自持技高,仗势欺人,天汉州桥上比武赌输赢,互立生死状,牛瑞身死,实是其咎由自取。

    杨志本不该杀人,牛瑞本不该身死,只是因为八个字,天理不公,命运作弄。

    第一不公,朝庭开科取士,为什么不能凡大宋臣民,都可人人平等参与,非要甄别士人的血统出身?罪臣之子难道说依然会成为罪臣吗?吏胥之人难道说就不成为兴邦安国的良臣吗?

    行商之子难道说世代都只能从事行商的贱职吗?

    第二不公,同为大宋臣民,为什么科考取士要有籍贯和地域之分,外省取士,二十人不能有一,京城人士却能十之二三,难道说京城出生的举人个个都是资质优异之人,而外省出身的举人多数是资质平庸之人?而事实上,京城的举人虽名份高贵,大多却是不学无术之人。纵观朝中历代良臣名将,大多出自外省寒门,有几人是京城世族出身呢?

    第三不公,文治武功本为朝庭两大立国之本,耐何重文轻武,扬文抑武呢?文科取士,三年一届,历代皇朝自开国之日起,都是皇上钦命,雷打不变,而武科取士,自大宋开国之来,时废时兴,平均十多年才得一科。文科取进士,每届都在上百人甚至几百人,而武科取士,最多不到百人,最少之时仅几人耳,文士可以富国,难道说武人就不可以强国吗?沙场征战,本是武人的天职,耐何军中正职都是文人掌印,文人做事,多受繁文缛节束缚,很能适应军情的瞬息万变。武职在沙场抛头颅洒热血,却得不到应有的朝庭重视,武职想转文职,难上又难,即便降级二三阶仍不能得,而文人更是耻于转为武职。长此以往,文武失衡,朝庭必有大患啊!

    杨志犯事,并非偶然事件,如果朝庭不改变上述三大不公,今有杨志,日后恐怕会出现王志、李志、刘志等更众罪人也。

    我等武举,虽为平头小民,但胸怀忧国报国之心,今日齐聚京城,意欲共组武社,连名上书,恳请朝庭以国强民富为策略,消除血统出身之不公,籍贯出身之不公,重文轻武之不公,杨志犯案,实非自愿,更请朝庭体恤民情,酌情减免杨志之刑罚。

    兴国武社,宋江及天下武举顿首。”

    钱知府听着宋江铿锵激昂的言词,看着他呈上来的诉状,心中振惊不已。

    在他心目中,武人通常是些疏于文词的武夫,即便有些武人也读些诗书,但鲜有宋江这样文采与激情并茂者。文人熟读诗书,感情饱满,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心声,京城又是天下文人的圣地和求学地,开封府曾多次见到这些文士的有力状词,但如宋江般武人写出的状诩却少之又少。每个犯人都有三亲六故,杨志是泰山武举,又是将门之后,京城自然有些故人帮他求情,但是,宋江呈递的诉状却让他大为振惊,因为他后面的落款是兴国武社,上面有近千人的签名,这份答名应该是真实的,因为上面每个名字的字体都不一样,这肯定是不同人签写的。衙门外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正驻扎那里,他们肯定是受了宋江的鼓动,故意制造声势,吸引官府的注意力。现在正是省试的关键时刻,千名武举连名上书,在京城大街上游行示威,这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惊天动地的大新闻,如果他处理不好,激起千名武举的义愤,他就更难处理了,所谓法不责众。

    至于宋江提出的三大不公,他认为那不过是愤青们的怨气而已,朝庭通过科举选拨人材早就制定相关规则,以户籍和地籍为举子能否应试的标准是大宋开朝以来就明确的制度,祖宗之法岂能说变就变,而朝庭关于文治武功的国策,也是大宋历代先皇的国策,当今皇上不过是再承继先朝法规而已,更非是草民妄自菲薄的意题。三两人私下议论倒也无可厚非,如果是千名应试的武举都对此聚情激昂,那将是大大的不妙,天子脚下,妄议朝纲,可是触犯刑律的事情。

    判处杨志生死事小,千人连名上书为大。如果这则案子传到皇上耳中,他头上这顶乌纱帽就难说了。擒贼先擒王,宋江既然是领头的,先振服他再说。